法兰西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除去地中海里的科西嘉岛,法国领土大致呈六角形,人称“六角国”。在陆地上,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接壤,东部和东南部与瑞士、意大利、摩纳哥为邻,西南部与西班牙、安道尔山水相连;从水域而言,法国东南濒地中海,西临大西洋,西北隔英吉利和多佛尔两海峡与英国相望。这样,法国既同欧洲大陆紧密相连,又面向大西洋敞开怀抱,成为一个独特的三面临海的欧陆国家。

作为欧亚大陆的西部门户,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既是进出欧洲腹地的交通要冲,又是沟通北海与地中海的陆上桥梁,而且还是西欧通往南欧、北非和亚洲的重要通道,欧洲大陆与北美的往来也常取道法国;同时,法国土地面积的4/5是平原和丘陵,只有1/5是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而且这些山地多分布于东部和南部的边境地带,所以整个法国基本上是个平原国家,全国土地60%以上是海拔250米以下的平原。

这样一种要塞式的地理位置,开阔平坦的地形地势,为法国带来的是人口组成的多样化,充斥着其近代发展史的战争与革命,以及光耀千秋的无数思想、文化、艺术等碰撞与融合。法国,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文明、大西洋文明和北欧文明的交汇点。

在这块六边形的土地上,大洋性气候、大陆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并存,互相影响,使法国呈现出了“大陆性气候中最少大陆性的,也是地中海气候中最少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征,也就是说,法国既没有大陆性气候的季节性大温差,也不存在地中海气候的夏季干旱。因此,法国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好的地区之一,既无严寒酷暑,也鲜见大旱霪雨,这对于人类的居住、生活、劳作,尤其是农业及园艺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

同时,法国境内河流稠密,水量充沛。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维莱纳河等都是法国有名的大河,其充足的水源不仅对农业生产灌溉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便捷的水上交通运输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铁路运输问世之前,水路运输因其廉价、快捷及运量大等特点而成为重要的运输手段。即使在铁路运输问世之后,水路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在法国则更是如此。

1843年,大文豪雨果在旅途中就记下了这样的场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诺曼底的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单桅船和三枪船,它们在塞纳河下游如猛禽般飞驶,它们张挂黄色和红色的船帆,不顾风雨烈日,往返于基耶伯夫和唐卡维尔之间。”

法国国土面积约为55万平方公里,在欧洲是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居第23位,再加上良好的地理、地势条件,适宜的气候,为法国人民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近代以来的法国一直是欧洲第一人口大国。

1660年,法国就已有2000万人口,而西班牙和英国各自只有500万,意大利有600万,荷兰才200万;1750年时,上述5国人口分别为2100万、860万、1000万、1300万、350万;“在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与富裕的国家。1780年时,俄国有居民2400万,意大利1700万,西班牙1000万,英国900万,普鲁士860万,法国2500万。巴黎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居民约65万,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且感情最丰富的城市。”丰富的人力资源成为了促进近代法国发展,尤其是近代大工业发生初期劳动密集型工业生存壮大的重要因素。

法兰西既然拥有如此众多的优越条件,按常理说,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似乎不应有太大的困难。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代法国几乎总是在历史的竞争中屈居第二,无论是在发展经济方面还是在开拓殖民地方面,法国总是比不上其一衣带水的邻邦——英国,而在比较两国的人口、幅员、气候等等的时候,法国却又占优势,这似乎颇令人费解,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就自然条件而言,法兰西确实备受上苍的青睐,不过有得必有失,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弱点。在法国享受着身处交通要冲而带来的种种便捷的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一旦爆发战乱,法国极有可能陷入到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不利境地,海军力量也必然会面对大西洋和地中海两块水域孰轻孰重的问题,顾此失彼似乎成为了笼罩在法国头上始终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但最致命的却是重要工业资源的缺乏,工业革命时代最为关键性的能源——煤炭在法国一直是稀缺资源。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即“煤炭是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煤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广泛分布于英国国土上的煤田是19世纪新兴制造工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支持。而反观法国,“它不仅不是一个‘煤仓’,而且它的煤矿区都分布在一些偏僻的、崎岖不平的地区,远离容易利用的河道”,于是,在法国“直至1850年煤的作用还是微不足道的”。在煤逐渐跃居能源首要地位的大工业时代,法国人不得不发出“情形委实可悲”的感叹。

自然环境的缺憾固然可以部分地解答上述问题,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地理环境只是提供了人类活动的物质条件或说是历史舞台,是舞台上的演员——人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创造历史,而同时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的集合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继承前人留下的有形遗产即自然地理环境时,也会继承下前人留下的无形遗产即社会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人文观念、民族心理气质等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影响、对历史的影响常常要大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如此,要弄清法国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只能从它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去找寻。

中世纪至近代初期的法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发展情况差不多,他们重要的共同之处是都在实行一种所谓封建采邑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可以归纳为贵族坐大,王权衰微。贵族封建主源起于王室早期分封给他的土地及世代的传袭,而随同土地一并归他掌握的还有在这块土地上的征税权、司法审判权、人事任免权,使得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农奴劳动者只知听命于他的主人——各封建贵族,而不知道还有国王的存在,这样各个贵族的领地就俨然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他们的首脑不是国王,而是这些封建贵族;更重要的是,这些封建贵族(特别是大贵族)再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分封而形成的下一级封臣却只对该封建贵族负责,而不是听命于国王,形成了“我(国王)的臣属的臣属不是我的臣属”的局面,国王的号令在这些贵族领地上没有任何作用。

因此,尽管各封建贵族都对国王宣誓效忠,也会出现那么一段时期的君臣和睦景象,但这些贵族们由于拥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一旦遇上某种突发事件或对国王的行为产生不满,随时可以将那些口头上的誓言抛到脑后向国王开战。其他的贵族会视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或是跟随国王作战,或是隔岸观火,全然不顾国王的命令,也可以选择同叛乱贵族联盟,共同对付国王。中世纪西欧的封建贵族是国家政权统一与稳定、人民和平生活的最大敌人。

可以说,谁如果率先打败了这个敌人,谁就有希望从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竞赛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先行者。摧垮地方封建贵族的势力,建立起专制集权的国家机器,成为了西欧政治发展现代化的先声或说是第一阶段,而法国就成功地抓住了这次机遇,成就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路易十四时代”。

路易十四在位72年,亲政55年,时间之长,在近代欧洲历史上首屈一指,在他的统治下,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鼎盛。他自诩为“太阳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认为“我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仿佛分享了他的知识和权威”。

凭借着在他亲政之前的两位杰出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奠定的基业,在国内,他将传统的地方封建贵族最终降为了中央王权的附庸,使之不再构成为民族分裂的隐患,以后的法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地方封建贵族武装反抗王权的事件发生。在国外,他为了扩大和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达几十年之久,使法国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统一民族国家,成为了其他欧洲国家纷纷效仿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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